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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守一线的收获

2016-08-19   宁波记协

  2014年中国记者节,我正好60岁,获得了中国长江韬奋奖。获奖后,人们问的最多的是,你怎么能在记者岗位上坚守这么久?整整36年。我的回答是感谢互联网。

  现在许多传统媒体都在抱怨互联网,因为自己媒体的衰落尤其是纸媒的衰落是互联网兴起造成的。这话不错。但这是时代的进步,当记者应该与时俱进。

  我感谢“互联网+”这个时代。

  能获中国长江韬奋奖,是因为有些新闻作品由于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影响更大了。互联网具有放大效应,作品不再受到地域局限而被大家所知,甚至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力。

  一

  感谢互联网不是一句时髦话。说真的,如果没有互联网时代的到来,我要坚持到年逾花甲是不可想象的。

  首先,现在通讯手段的便捷,当记者是越来越省力了,尽管现在面临十分激烈的网络竞争,但互联网时代也给记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

  80年代初期,我刚当记者,没有网络传稿,写完稿件第二天还要亲自送往报社。出差也都要发电报,电报大楼,打草稿,誊抄,变成电报。互联网时代能使记者这项拼抢体力的活,连六旬老汉也能轻松拿下。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。过去奋战一夜,无法休息,丧失战斗力。

  其次,互联网提供了大量新闻线索,可谓丰富多彩。如10多年前,我曾写过一篇独家报道,吴若甫绑架案,就由于网络简短的一句话爆料,说他失踪了,可能被人暗算报复,可能是卷入情感纠纷,也可能被绑架,等等。但就是这条简短爆料,让我抓到了一条爆炸性的独家新闻——新中国第一起明星绑架案。

  三是,当年家家户户都没有电话,联系十分不便,很难找人,经常扑空,需要预约。骑自行车,没有打车,大量无效劳动。现在人人有手机,家家有电话,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人。所以对记者而言,人才库、社会关系非常重要,一旦有事立即能找到相关人选进行采访。

  四是,当年很难查找相关信息,全靠脑子强记硬背,或剪贴报章。现在互联网的搜索功能大大提升了写稿效率,减少了付出,找个相关链接十分方便。若加上有关单位提供电子版的资料、素材,更加方便,尤其适合写深度。关键是要看记者自身有没有新闻点子。

  五是,互联网技术可以帮助定格、回放,观看这些出错的画面,如批评一部电影、一个电视节目,你可以观看多遍,使自己的批评更加准确无误……

  更重要的是,这些互联网带来的优势,相互叠加,相互交融,往往还能产生“核聚变”,但这要靠观点、靠思想来了点燃。

 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,记者的新闻效率已成倍增加。当年200篇稿件已写的很累,现在800篇都很轻松。

  互联网为记者创造了更大的平台,一篇有价值的作品往往会受到数十甚至数以百计网络媒体的转载。如我2008年反击谢晋病逝后谣言的报道,几天后,就有300多家媒体转载,更有无数媒体跟进报道,变成了一个有全国影响的事件。如我写《平凡的世界》,总书记说:“我跟路遥很熟,当年住过一个窑洞,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《山花》的时候,还是写诗的,不写小说。’”由此追踪报道,找到当年总书记和路遥、谷溪的幕后故事,有200家媒体转载。

  我真切地感到,在互联网时代,记者是弱者更弱,强者更强。弱者会因为信息爆炸而被淹没,而强者会由于作品传播更广,转载更多而影响更大。这给记者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。

  现在,你一输入自己名字,数以万计的作品就会出现在网上,有视频有报道有介绍有图片,比你自己的所在报纸还要完整。

  二

  这次申报中国长江韬奋奖,我回顾了一下,2万篇作品,1800万字。我获得的新闻奖有20多个,其中有10多篇稿件还受到中宣部阅评表扬。其中有三篇还获得了俞正声、刘云山、李长春三位常委的批示。这些成绩大多是在近十年的互联网时代产生的。没有互联网,我既不可能坚守这么多年,作品也不可能影响到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宣部。

  为什么能赢得中宣部和这么多领导的关注?我认为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价值观。这些报道和文章都涉及了全国性的文化课题,涉及到了社会的道德底线,所以才会有这些中宣部的阅评和领导批示。比如,缺乏文艺批评,引起了李长春、刘云山两位常委批示;比如谢晋一案,引起了俞正声的批示;比如,对于电视节目低俗化的深度报道,引起了刘云山的批示。

  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当下,最重要的就是新闻作品要承载主流价值观。价值观的高度决定了新闻作品的高度和品质。中国长江韬奋奖评选全国有80多个评委投票,上海新闻奖评选全市有20多个评委投票。能打动评委的就是哪些作品最有分量。一个记者最重要的不是你写的多,关键是你的作品有几篇是有影响力的。

  我说,要感谢互联网。还因为是互联网,不仅让作品传播更广,而且把作品逼出了深度和厚度,因如果不往深度、厚度发展,纸媒记者其实就没有什么生存空间了。

  我记得,我最强烈地想从第一线退出时是2000年新世纪到来之际,当时,受到互联网的激烈冲击。

  网络等新媒体蓬勃兴起,当报纸记者面对这些全新、便捷、迅速、即时滚动的新闻传播手段,顿感难以招架,犹如冷兵器遇上现代兵器,这仗根本没法打。面对突发事件,新媒体可以进行现场图文直播,而报纸记者一旦错过当天截稿时间,只能眼睁睁地等待漫长的24小时,等到次日,新闻早成了隔夜新闻。当时,我真有点崩溃,完全没有一点信心,这新闻还怎么写啊?

  但渐渐地,我在网络时代带来的信息爆炸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

  互联网时代造成了信息大爆炸,带来了大量信息垃圾并造成了信息的贬值。当真假信息、无聊信息、垃圾信息犹如雪花纷纷飘落时,人们更需要有价值、有权威、有深度的信息。

  因此,尽管在时效上纸媒处于劣势,但我由此看到了作为一名老记者的优势,靠解读、靠深度、靠积累、靠思考,靠人脉,渐渐开出一条路来。因此,就在我深感困惑、痛苦并准备退出之时,新媒体兴起所带来的信息爆炸、肆意炒作、观念混乱、新闻虚假……所有这些,又让我拍案而起,重新找回了坚守一线的信心和底气。

  当信息爆炸成无足轻重的碎片纷纷落下时,人们急需寻求有价值有分量的信息;当肆意炒作成了一种云里雾里看不清的乱象时,人们急需冷静分析、客观传播;当网上各种声音、观念混乱让人无所适从时,人们急需理性判断、权威解读;当造假新闻成了一种博取眼球的商业化工具时,人们急需及时澄清虚假,了解事实真相……这些,都需要主流媒体的记者们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。我渐渐发现,互联网给记者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施展才华更大的平台,从而激发出更大的能量。

  三

  2008年10月,著名导演谢晋在浙江上虞家乡不幸病逝,竟被网络大V、“大嘴”宋祖德诬陷为“死于一夜风流”。由于宋祖德说他有证据有证人,甚至亲眼所见,一时间人们难辨真相,谣言四起,网上点击率高达数千万,社会影响十分恶劣。当时谢晋家人悲痛欲绝,体弱多病,根本无力回击谣言,但这种沉默客观上使人误以为真。我在长年采访中深知谢导人品,他是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,被中宣部、中组部等列为“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”候选人,如不及时澄清谣传,将对社会道德观念产生严重冲击。于是,我先后采访了上海市文联、市影协和上影集团,并联系法律界人士帮助谢家维权。当时,也有人劝我千万别惹宋祖德,因为他是亿万富翁,若花钱雇人伤害我,风险真的很大。即便像张艺谋、刘德华、章子怡等百多位名人,在遭受了“宋大嘴”谣言中伤后均选择沉默。但我认为记者有责任及时刹住网络谣言,沉默其实是助长这股歪风。我先写下内参,呼吁保护谢晋名誉,打击网络谣言。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在内参上批示,要求“对于这样的诽谤之言,应组织力量予以抨击。”由此,我写下报道《岂容“脏水”泼向人民艺术家》,报道轰动海内外,300多家媒体纷纷转载。

  在中国影协等声援下,经法律诉讼,嚣张一时的宋祖德最终低头认罪,承认诽谤。赔了谢家29万元,并在10家媒体上用广告形式登报认错。事后,年过八旬的谢晋夫人徐大雯拖着病体亲临报社,给我送来了锦旗,上书:“晚报铁肩担道义,记者挥毫扬正气。”

  这是一起成功反击网络谣言的经典战役。在互联网时代,一旦遇到舆论的风口浪尖,你若冲了上去,力挽狂澜,就会显出不同凡响的影响力来。这样,前面的炒作全部成了你轰动性新闻的铺垫。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广泛传播,这一典型的网络事件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吗?不可能。

  但在互联网时代,独家报道越来越少。媒体经常在抢第二落点、第三落点,往往要通过一系列报道之后才能分出高下。而且,最先爆料者不一定是胜者,后发制人赢得胜利的例子比比皆是。这更考验作品的深度和厚度。有句话说,对纸媒来说,信息是银,解读是金。解读就要看思想的深度,看你分析是否到位?这确实是纸媒的重要功能。因此,我认为,记者既要有现场的到达,更要有思想的到达。

  四

  2010年春节前后,全国各地荧屏纷纷开出“相亲节目”,为恶拼收视率,在有些卫视“相亲节目”中,一些“越位”“出格”的低俗言行愈演愈烈。如在《非诚勿扰》中马诺那句名言:“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,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”。此等拜金言论竟在荧屏上畅通无阻,我当即就闻到了一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的铜臭味。

  因为收视高,有个影视节举办论坛邀请《非诚勿扰》前来推介经验。我为此在《新民晚报》接连写下了12篇批评文章,其中包括头版头条刊登的《荧屏"炫富男""拜金女"冲向何方"》。我写道:“这些相亲节目根本不在于感情是否真诚,而在于嘉宾是否带着要宝马车、要豪宅、要富婆、要钞票的炒作话题前来。在如此亢奋的拜金追求中,媒体的社会责任何在?电视的文化品格何在?这样的节目收视率越高,人们越是忧虑。”

  我的报道引用了上海世博会总导演滕俊杰的一段话:“一场经济危机可能影响三五年,但一场文化危机可能会危害三五代人。”

  这组批评报道在全国产生了热烈反响。随后,国家广电总局发出通知,大力整治充满造假、低俗、拜金的相亲节目。中宣部对这组报道进行了表扬,认为《新民晚报》是全国第一个对低俗、媚俗、庸俗的相亲节目进行了批评,对于全国反“三俗”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  弘扬正气、鞭挞丑恶,传递正确的价值观,这是一名记者应尽的社会责任。批评报道可能会招来恐吓或报复,但我觉得,记者只要事实在手,正义在胸,说的在理,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

  我认为,在互联网时代,报纸肯定会逐渐衰落,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,所以要加快向新媒体转型。但记者这一职业永远不会消失,新闻作品的生命力也永远会存在,只是我们可能会转移另一个作战平台而已。

  我始终认为,坚持核心价值观,这不是一句空话,这句话能给记者带来实实在在的收获,无论是发现新闻选题还是深入思考,无论是梳理、解读新闻素材或者是文字表达、主题深化,其实都离不开价值观的引领和启迪。我的获奖作品、中宣部的阅评表扬、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等,大多得益于此。

  我觉得,生活中零零星星的大堆素材,关键要靠价值观的思想火花去寻找、去点亮、去挖掘、去表达。无论是写新闻、写述评、写通讯、写人物,莫不如此。只有成功传递了核心价值观的新闻,才是真正有价值有内涵的新闻。

  (作者俞亮鑫系新民晚报高级记者。他30余年如一日,辛勤奔忙在采访第一线,共写下近2万篇1600万字的报道。先后荣获第13届长江韬奋奖、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、上海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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